中国的紧固件业，几十年来，在大陆与台湾是各自发展的，但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在大陆，作为一个行业，从形成至今，也不过50—60年，是一个还十分年轻的行业。有幸的是笔者几乎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一个行业，应当有对其历史的记录。据悉大陆的紧固件行业史已经有人在策划了，或许不久将与业者见面。不过，正史毕竟是枯燥的，难有生动的细节。笔者由此想到抛开刻板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但真实地记录那些有意义的细节、片断，作为正史的一种补遗，供后来者品评，既有趣味，还可得到些许启发，不失为一桩好事，也是作为亲历者的一种义务，由是欣然动笔。这篇随笔，大体会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并用之一、之二……记之。
一、新人
笔者是5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就是专业院校毕业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某单位去工作而获得工作机会的。自1949年建国伊始，大专院校毕业生，即属“国家财产”，绝无自主择业一说。所需工人，倒是基本面向社会招收（技工学校学生则统一分配，只是数量远不足所需），中、小学生，无论毕业与否，只要年龄合适（15、16岁以上吧），即可应招进厂，从跟师傅学徒开始他们的工人生涯，反而有了自主择业的机会。有这样一个件事，一位被分配到外地的院校学生，不适应当地的种种，于是自己跑回家乡来了，可不工作又不行，那就当工人去吧，结果误打误撞地以工人身份应招进了一家小紧固件厂，厂长一看，竟然是专业院校毕业生，宝贝啊，那还是干技术吧，于是成为“技术干部”了。
自那一年开始，学生分配向小企业倾斜（此前主要分给国营大、中型企业），但是，此类小企业，必须有“国”字成分才成，“非国”的，是分不到科班生的。自此时起，全国大批院校毕业学生开始被分配到众多小企业，包括公私合营的、街办的以及合作社性质的，总之，带了“国”的成分，国家即可以往里配送人才。笔者被分配到的这家企业，是公私合营的，200来人，算是小中之大者。50年代末，科班生是第一次进到这家企业，达四名之多。此前，该企业还从未有过一位以技术为职业的科班人士，仅有的一位能画简单图纸的先生，被人们敬称为“xx技术员”。工人主要是公私合营前的小作坊的铁匠师傅和新招来的中、小学生。此时，国内专业的紧固件制造企业，绝大多数是这种小企业。即使是这样，这家地处武汉的工厂也号称是本地区最大的螺丝专业企业，足见此类企业的技术状况之一斑了。
我等由企业主管的市某局分配到厂。进厂伊始，厂长亲自接待，一家不过200人的小厂，厂长竟有4—5位之多，一一握手，热情欢迎，荣幸之至，倍感企业对我等的渴望和重视。随后得知，厂长多，是公私合营企业的特点，公方（国家派入）、私方（合资前各主要私企的老板）各有其位。这家企业的私方老板原有的企业其实都极小，老板大多本是原来作坊的师傅头。其中最大一家的老板就是一位手艺精湛的锻工。公方厂长多是部队转业，私方厂长就自然成了实质上的总工、总经理了。这样的局面维持到“反右”就基本结束，“反右”以后，私方厂长们，被以各种名义摘去了厂长帽子，到基层干活去了，工厂于是转成了国营。
二、闹市中的工厂
这家工厂地处长江中游大城市之一——武汉的汉口闹市（这种情形当时在全国十分普遍，如上海的好多家螺丝、螺钉、铆钉厂，就在闹市的胡同里，北京的某厂就利用鼓楼附近的庙宇作厂房，都自发生成，无所谓规划，直至上世纪60-70年代，仍旧如此）。几间不大的厂房散布在一条小街上，距古老而繁华的“中山大道”的车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过约一、二百米，最近的仅十几米而已。从厂里去汉口著名的江汉路，也不过两站公交车的距离。厂房的街坊就是杂货店、茶馆之类的商铺，工厂生产的叮当轰隆声、商家的叫卖声、茶馆的说书声交相辉映，这是所有“街道工厂”（上海叫“里弄工厂”）的风景。
工厂仅有单身宿舍若干间，散布在附近各处（均系原私企老板的房产），在市内有家的干部，只在假日回家。大部分师傅则是解放前后从附近农村来市里学艺的，多在乡下娶妻生子，不到大年节，他们是不会（或不能）回家的。于是，无论婚否，非休息日大都以此为家。工厂设有食堂，也在同一条街上，出车间跨过几米宽的街面就是。对比我在校的伙食水平而言，食堂的伙食相当不错，主食管饱无须定量，米饭每斤0.15元，素菜每份0.03—0.05元，荤菜每份0.08—0.15元，自选。一人每月伙食费大约10—20元左右。学徒每月工资18—20来元，他们往往以素为主，一菜一饭。一些师傅们则阔绰一些，会达一荤一素。许多人出于习惯，打饭后常在街边蹲坐而食，以天南地北的神聊佐餐，倒也趣味盎然。据说是上年搞过了工资改革，就是工人按技术评定级别，按级拿钱。一位4级工（工厂的大部师傅在4级以上）的月薪50多元，自用之余还能供给家用，7、8级师傅有80、90来元，可算得上“富裕”了。冬天临近时，市里著名的服装店便盯上了这些“富裕”的群体，上门为师傅们量身定制呢料服装。星期日，铁匠们脱下油腻的工作服，穿上藏青色呢大衣，看电影去！
以当时的物价水平，月入80—90元，的确可算作富裕，公方厂长，一位参加过抗日的军转15级干部，月入也不过110多元而已。
在当时的市区，除了电影院，其他的娱乐场所甚少。工余的另一项活动是在不太大的场地上摔跤，不过参与者少而观战者多，蒙古式的，穿上麻制背心，就可以在小街上干起来。据说，其中还有人得过地区的名次。两班工作制，8小时一班，得到夜里12点后才会停工，周边居民只好长年忍受夜班的轰隆、叮当声，当时可没有“噪音污染”一说，还能咋办，只能忍。
三、土生土长的技术
这家由若干小铁匠作坊合并而成的“工厂”，其实只是大一点的作坊而已。主要产品是各种螺栓、螺母和锻造小件。多按来样生产，基本没有产品图纸，更没有纸面的工艺，尚不知“标准”、“标准件”为何物。螺栓、螺母的毛坯均由热镦锻制成，简陋的机械压力机和气锤、铁锤手工锻造同时使用。所有产品都用煤炉加热，锻成之后，不再除去氧化表皮的产品，被叫做“毛螺栓”、“毛螺母”。需要去除氧化皮的（市场已有此需要），采用一种称为“勒光”（锻造毛坯经酸洗、冷挤通过六角模孔）的工艺，能除去六角表面的氧化并挤压光滑而呈金属本色（60年代初、中期，上海的一些专业厂就已大量采用这种工艺。从工艺流程、技术俗语、工具结构等考察来看，武汉采用的工艺技术，源自上海的可能性极大）。螺栓杆部、螺母端面的氧化皮、飞边等，只能靠切削加工的办法去除。要求全身“切光”的螺栓，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支头螺丝”的六角螺钉，螺纹为英制“威氏”（也称“惠氏”，是英国最古老的螺纹标准，但该厂当时并无此标准，只是按照产品实物做到“像”而已），螺纹的牙底和牙尖均要求圆弧形，且手感必须光滑才行，现在已极难见到这种螺纹的螺栓了。这是旧时代采用大量英制机械遗留的产物，因维修和习惯，当时仍在大量使用中。甚至连包装也沿用旧的规矩，计数论“打”，每“打”12件，每12“打”为一“罗”，纸盒包装，一般每盒一“罗”。“支头螺丝”虽无尺寸精度可言，但却有出于传统的相当严格的外观要求，六角表面必须光整，不能有肉眼可见的斑点、锈迹；螺纹必须饱满，不能有任何缺牙、毛刺。为此，这种产品要通过100％的人工挑拣。当时的市场需求已经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小企业的经营了。其主要销售方向是五金店，到1960年左右，才慢慢减少直至消亡。
用压力机热镦和手工热锻，是产品成型的基本方式。特别尺寸是直径特大或杆特长的、批量小的，多用手工，批量稍大、中等规格的，则用机床热镦。成型模具用最简陋的办法制造，车、刨加上钳工手工修整而已，磨床是没有的，用砂纸、油石打磨打磨就算“精加工”了。模具的热处理也用煤炉，全凭师傅“察言观色”（肉眼看加热温度和回火颜色）掌握，这或许就是已沿用千年的技术。制作热锻模芯的钢材，主要是当时已有的国产高碳工具钢（50年代，我国的基本钢号体系已经建立，高碳工具钢的钢号是“ㄊ8，ㄊ10”，“ㄊ”是旧汉语注音符号，对应为汉语拼音的“T”，即后来的T8、T10。识字不多的师傅则称这种钢为“云8”、“云10”钢）。无论产品或工模具用钢料，材料商店说是什么钢号，就算什么钢号，是既没有“验收”的概念也没有条件的。
用于产品切削加工的机床，几乎都是极其简易的专用机床，而且普遍是不带电动机的“皮带机床”。一种被称为“天轴”式机床，最为常见，在车间距地面2-3米高的屋架下，横挂一根长数米的“天轴”，由一部电动机带动。“天轴”上安装了若干只皮带轮，每只皮带轮以长长的平皮带与地面的每台小型机床的皮带轮相联。“天轴”开动，所有的机床就都可以工作了（各台机床各自有可以控制开、停的装置）。这样的车间一旦开工，数十条皮带就猎猎作响，上下翻飞，壮观之至也惊险交加，安全问题自然难免，但无论工厂或上级似乎也习以为常，并不过问。哪怕只需开一台机床，也得如此。现在看来，这实在是难以想象。车螺栓头的、车（严格应视为“铣”）螺母端面的、车螺栓杆部或杆端的、“套”螺纹的等等，几乎都是这种专用的机床，它们已经具有“专业化”的基本特征。其结构基本相同，小巧而简陋，只是机头、夹具不同而已。但都极易仿制，无疑均属业内自制。直到90年代，在江浙一带，还能看到大量由专业企业自制自用，或供应他厂的类似简易专用机床在广泛使用。简易、专用，这可以认为是紧固件专业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过程或方式。
螺栓最主要的元素——螺纹，一律用“方板牙套丝”，这是一种现已基本绝迹的技术。螺纹的表面光整程度，全凭师傅手工修磨板牙的手艺控制。笔者刚进厂参加劳动就干过“套丝”这活，学校学过的“切削理论”要在修磨板牙上应用，还真是件不易的事，因为这种“土板牙”在教科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何况全凭手控制，谈何容易！螺母的螺纹，虽然也用“丝锥”攻制，但并无“精度”概念，攻出的螺母能套上螺栓，就“可以”了。产品用料一律为“ㄤ（音ang）3”（50年代用旧汉语注音符号规定的钢号，即后来的普碳钢A3），自然无所谓热处理了。“毛制品”也罢，“光制品”也好，也都是不做表面处理的，涂油防锈即可出厂。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已经具备专业化性质的技术来自何处？据对各地同类企业的观察，可以得到大体的推断，其源头应为上海等沿海城市。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地流动是抗日期间（笔者所在厂的好几位老板和师傅就是被称为“下江人”的江浙人士），当一些迁来的企业在当地立足之后，其技术随即会不可避免地逐步向外扩散。而且，可以想象，在某地落地的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又势必会有不同程度的改进。这大致就是自40年代起到50年代，国内大批处于专业化萌芽期的小型紧固件企业技术发展的脉络。当时有一种概念是，做螺丝、螺母，技术在上海。50年代末，这家厂就曾组织了一支7、8人的队伍去上海“取经”，这是该厂首次赴沪求艺（其后的若干年还有多次，这是后话），这表明上海确实是当年国内紧固件技术的源头之一。
进厂所见，给笔者的最强烈感受是：“这不是一家不折不扣的作坊么？”不禁感叹，那些学校传授的“苏式理论”（当时学校采用全套前苏联教材，翻译后直接使用，理论、实践兼具，对经此正规化教育的学生们，的确获益匪浅、受益终身），与现实的技术状态相比，差距是如此之大，如何能派上用场啊？当然，随后的发展表明，这种担心只是暂时的。把科班生分配到这些小企业，实际上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升级注入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技术因素，实在是一种极有眼光的决断。
以“铁匠作坊”为主，当年国内紧固件企业的状态恐怕大体如此。正是无数这样的小紧固件厂，满足了新中国初期恢复和建设所需的“小小螺丝钉”的需求（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所需用的数以万计的大铆钉，就是由武汉这家小厂，用原始的技术、设备，用职工的汗水如期提供的）。当年的“作坊”，犹如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的紧固件工业行业，将来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和发展。